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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譚松

獲悉張學遠教授去世的消息時，我遠在外地。一算時間，追悼會都開過一周了，我頓時被巨大的悲哀所籠罩。佇立窗前，望著灰濛濛的天空，久久一動不動。

在他眾多的學生中，也許我是最渴望趕去見他最後一面，也是最渴望在他追悼會上為其亡靈說幾句話的人。

1977年，我在達縣師專英語系讀書。一天，上課鈴響後，一位年近60的「老農」走上講臺。他身著大巴山農民走親戚時穿的新藍布衫，腳蹬一雙農村婦女納的土布鞋，握著教材的雙手粗糙而蒼老，瘦削的臉上佈滿皺紋。一眼望去，活脫脫一副大巴山老農進城的形象。不過，細細打量，發現那老光眼鏡後閃閃發亮的雙眸，射出的絕對是睿智之光！你一旦與那雙眼睛對視，便會感到，此翁絕非大巴山裡尋常老農。

他略顯侷促地給我們上了課，然後默然退出了教室。隨後，有關領導給我們打招呼：因為英語教師奇缺，臨時找這位還戴著「右派」與「特嫌」（特務嫌疑）帽子的人來代課，大家不要同他談英語學習之外的問題。

我很快瞭解了他的身世。張教授「解放前」留學美國，曾獲經濟學碩士和新聞學碩士。「新中國」成立時他不顧一切返回祖國，先任上海復旦大學副教授，後任遼寧省經濟研究所研究員。毛澤東共產黨1957年發動「反右」運動，張教授被打成「右派」兼「特嫌」（因為從「美帝國主義」那兒回來）。張教授全家因此被下放到大巴山農村勞動改造。在那兒，張教授從事養豬和務農整整二十年。他的妻子———一位大學研究生，因此精神失常，他的女兒從此被剝奪了上初中的權利……

我被一種激情所推動，不顧一切地去找他。

他棲身在一間土平房裡，一個土布袋裡的一副碗筷和幾件衣服就是他的全部行李。當他掏出碗筷去打飯時，我依稀聯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。

我向他表示我的關心和問候，他默不作聲地看著我，眼含戒備。我逕自滔滔不絕地大談「英語學習之外」的東西，從我的家世談到他的不幸。也許是我年輕真摯的面孔裡毫無「階級鬥爭」的陰險，也許是我「右派」父親與他同屬「一個戰壕的戰友」，談到深處，情至心底，我突然看見那鏡片後有淚光晶晶閃爍，接著，一串淚水奪眶而出。

那一瞬間，兩顆心碰撞在一起，從此我與張教授的情感超越了師生，也跨越了年齡的差異。

隨著交往的增多和交談的深入，我驚嘆地發現，那皺紋密佈的額頭後面，是一座巨大的知識寶藏———政治、經濟、文學、歷史、英文，層層疊疊蘊含無窮！我常常一邊癡癡地傾聽那閃耀著智慧和思想之光的聲音，一邊扼腕長嘆———在大巴山貧瘠的黃土之中，竟埋藏著如此光彩奪目的明珠！

當然，這只是我「自作多情」的認為。當時，在大大小小的官員和昏昏庸庸的眾生眼中，張學遠教授遠不如一個巴山老農。因為他是一個「右派」、一個「壞人」、一個「階級異己分子」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他在農村幾十年的遭遇，遠比一個文盲、半文盲的貧窮山民更為淒苦。

我不想贅述那太多的真實而慘烈的故事，因為這類故事在「共和國」的土地上發生得太多。我讚歎的是張學遠教授居然支撐過來了。那被工作隊一惡棍打得頭昏了半年的大腦也還沒有報廢，使其能在英語教師奇缺時給國家作點貢獻。

1978年，我去四川外語學院讀書，張教授送我去車站。剛下了雨，土路上泥濘不堪，張教授的土布鞋被泥水浸濕，一步步咯吱咯吱作響。他不時彎下身子，去提起被泥黏掉的布鞋。我驀地一陣心酸———一個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權利，經濟上貧困如此的學者，他還能保持多少人的尊嚴？當如張學遠這樣的知識分子被那愚昧而凶殘的「專政者」一巴掌打在瞼上，一悶棍敲在頭上時，他受傷的只是肉體，流淌的只是鮮血？

到四川外語學院後的大半年裡，那「咯吱咯吱」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際迴響。但二十出頭的我，無法去想透那造成「咯吱咯吱」的社會難題，我僅將自己的一點結餘，給張教授買了一雙解放牌膠鞋，並渴望他能早日獲得「解放」。

從川外畢業回到達縣師專時，張教授的「右派」冤案終於平反，「特嫌」問題雖然又拖了一年，但終於證明是子虛烏有。學校也正式將他從農村調入了外語系。轉載自《新紀元週刊242期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