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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陳文信、管婺媛／台北報導】

「狗仔跟拍」釋憲案出爐後，國內傳播學者多認為，新聞自由須以公共利益為前提，本不應無限上綱；但在法治國家，記者的採訪行為是否過當，應由法院而非由警察機關判定。

師大大傳所教授胡幼偉指出，新聞自由固然是成熟民主社會的表徵，但必須以維持或增進公共利益的社會責任為前提，畢竟新聞自由不可能沒有極限、擴及所有人的所有資訊，例如個人的財務、感情、信仰、病歷等訊息，都屬個人隱私的範疇，無須向公眾公開，這也是公職人員公布財產狀況須特別立法規範的原因。

台大新聞所所長林麗雲則表示，記者當然要尊重採訪對象的隱私權、人身自由及安全，但在民主法治國家，採訪行為是否過當，應經法院公正審理，而非由警察機關逕自認定。胡幼偉對此也抱持相同觀點，他表示，法院審理比警察機關更周延、妥當，美國就有一些案例，由法院裁定記者在特定場合採訪名人的分際。

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認為，新聞採訪方式應更具彈性，沒有一定的模式，他不反對用偷拍、錄音等不符合「常規」的方式蒐集資料，畢竟記者有時須藉此才能揭露事實。如果此案例凸顯現有法規規範不足之處，相關單位確實可以討論增修現行法律補足，但最好是透過訴訟程序，累積更多個案判決以形成慣例。